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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r阎连科p回到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

发布时间:2020-05-22 09:55:48 编辑:笔名

阎连科

回到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,如同倒退着回到一片高大密集的白桦林,风光不是从我们面前迎面而来,而是从我们身后的两侧,渐渐地滑行,分着左右两片来到我们的眼前。占着一侧风光的是托尔斯泰,占着另一侧风光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。把他们分开的不仅是他们的文学,更是他们本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的生活。就是说,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们过的是一种贵族或准贵族式的生活,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契诃夫们过的是一种平民、乃至相对贫贱的生活。这个时候,他们个人的生活、精神和对文学与世界的认识,开始分道扬镳。   在前者的作品中,呈现着华贵、尊严、开阔的气象,在后者的写作中,则呈现着穷贱、俗碎、纠结的格局。但就文学本身而言,就作家的写作来说,托尔斯泰的写作并不就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更高贵。他们在写作中呈现出的尊严性,不分彼此、难有伯仲。这一景况说明了以下问题:   作家本人的生活和内心决定着作家作品的黑暗与光明;高贵的作品与作家高贵的生活有着不可分的联系性;没有尊严的活着,并不等于作家不可以有的写作。   今天,我们要讲的,就是“没有尊严地活着与的写作”。   没有尊严的活着   自古至今,在中国,对于有的人来说,穿衣、走路、吃饭、喝茶,哪怕吐痰后用的卫生纸,都必须体现出他高贵的尊严来。他们和当年托尔斯泰笔下众多的人物们,大体在生活上如出一辙。但对于另外一种人,住房、工作、就业、婚姻、生死,这么尖锐、悠长的命运大事,却是随意的、无奈的,不能含有尊严的,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们,契诃夫笔下的公务员,巴尔扎克笔下那种为金钱着迷的巴黎市民们。   人,总是要在没有尊严的生活中为活着的尊严而努力,这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基本心愿。这些普通、基本的心愿,一个累加一个,就构成了人类的理想。《巴黎圣母院》中的那个驼背畸人卡西莫多,他活得那么卑微,却那么又有做人的尊严,因此这个人物震撼、感动了众多世界的读者和观众。   在人类社会中,就有尊严地活着和没有尊严地活着这个问题,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中,似乎比二十世纪的文学探讨得更为深刻和丰富。二十世纪文学,更多的探讨了个体存在之本身。这个问题,一方面是十九世纪人活着的尊严探讨的深化;另一方面,因为这个问题到二十世纪的文学中,变得过分抽象与哲学化,慢慢的,离读者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了。比如卡夫卡笔下的约瑟夫·K;加谬笔下的局外人和很多更注重小说形式意识的作家之创作,甚至到后来,会因此产生一些“观念小说。”作家为了观念、理念、甚或概念而创作。如个体存在这一点,中国文学在八十年代中、后期,有过有意义的尝试和实践。之后文学就又回到了人和人的具体生活上,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某种哲学观念上。之所以会这样,是因为中国作家都非常清晰地意识到,中国人的生活是具体的、日常的、物质的。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主要建立在具体的物质基础上。   “饱食思淫欲”,这是中国古人对中国人生活原则的高度概括,吃饱之后,想的是男女之事,男女之情,而不是“人从哪里来,要到哪里去”的抽象哲学。中国人、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那么注重“个人”与“精神”,而他们更在意、追求的是物质 如金钱、美食、女人等等。这就决定了千百年来我们生活的物质性而非人的尊严性。   没有尊严的活着 这是中国百姓的一个生存现实。因此,我们的文学作品,也就大都是以各种文学样式呈现着中国人的没有尊严的生活,而非人的那种有尊严的生活。生活是这个样子,文学的呈现也是这个样子。中国式的现实主义,总是说文学形象要源于生活,高于生活,而这一点,作家们终于齐心协力与这种文学的口号,做了共同的抵抗。就现实而言,在今天的中国,几乎每个人都在没有尊严的活着,穷人和富人,权贵和百姓,都生活在缺少人的尊严的现实中。穷人与百姓,在为油盐醤醋活着时,是什么人的权利都不要去谈的。所谓人权,就是吃饱后的口水。而那些今天在中国商业时代富了起来的人,开豪车、住别墅,用秘书(常常那个女秘书或者女司机,就是和他关系暧昧的人),活得山高水长,有头有脸,可他却见了一个科长、处长或局长,都必须恭敬三分、矮人三分,乃至于点头哈腰。为什么?因为你的钱是通过权力挣来的。是权力奉赠你的人生之大礼。在今天中国社会中,商业、工业不和权力相结合,那就没有赢利、资本和资本的再积累。   今天的中国,法律不是人的尊严之根本,而是权力是一切人的尊严之根本,之保证。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,就等同于过一种有权力的生活。为什么对权力的崇拜和批判,会成为几乎所有中国作家 老的、少的,男的、女的,有名的、无名的,即所有、所有作家的共同的主题?问题就在这儿。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作家,可以像中国作家这样在写作中痴迷于对权力的认识和描写。没有一个没有写过权力的作家,这就是当今中国文学的一个现状。为什么会有如此密集、普遍的描写权力在文学中之于人的爱和恨?就是权力成了今天中国所有人尊严的保障和杀器。这也包括那些有权力的人。中国真理的笑话是:“不到北京,不知道官小;不到深圳,不知道钱少。”我见过一个市长,他去了一趟省里,回来很感慨地说:“妈的,我活得连百姓都不如,省长骂我就像骂孙子。”还遇到一个某省的省级干部,到北京为了工作去送礼,等在一个更高级的干部家门口,和门口那警卫员点头哈腰,套近乎说话,就像一个农民见了县长样,无非是想知道更高级的干部在不在家,几点回家。当门卫对他训斥之后,他回到宾馆把带来的昂贵重礼摔在地毯上,骂着说:“妈的,我怎么这么没出息,连他妈一个农民都不如!”可他哪里知道,农民去找村长和乡长,也是要和他一样受尽屈辱的。当然,这样说不等于那些高官的高官就在权力面前更有尊严了。权力是一个循环链,当那些高官见了,见了美国总统,美国总统见了那些可以左右他选票和声誉的人,都有着在他看来有伤他尊严的人和事。无非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,权力高于一切、大于一切、权力就等于一切。在这个国家的体制里,当权力成为人的尊严的根本保障和杀器时,权力就成了所有人尊严的陷阱和火坑。   一句话,没有谁可以在现实面前有尊严地活着和生活。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和事实,和必然。过一种没有尊严的生活在中国不仅是普遍的、绝大多数的,而且是命定的、无可逃避的,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。因此,这就又扯出了下一个问题来。   认同世俗的生活   当一个人没有做人的权利、又希望在世俗生活中获得那么一点点活着的尊严时,他必定会认同世俗的生活,心甘情愿地去过一种世俗的生活。在今天的中国,在昭然天下的现实中,认同世俗的生活,对于知识分子和许多作家来说,这是一种自觉而必然的选择。   首先,知识分子和作家们,他们认为世界本身是世俗的,占百分之九十人口的中国农民几乎是俗不可耐的。他们无知、短视、自私、而又充满可笑的欲望。鲁迅说:可笑之人必有其可恨之处。他在说谁呢?他在说整个中国的农民和当时社会的芸芸众生们。在中国现代作家中,没有谁比鲁迅更深刻,也没有谁比鲁迅更尖刻,对普通人或说没有读过书或读书不多的人,鲁迅是那么不予理解和宽容,从骨子里就认定他们是世俗的、庸俗的、俗不可耐又无药救治的。这个认识成为一种观念的传统,被知识分子继承下来了,他们相信农民天生就是世俗的,低俗的。   那么,对于商家与权贵,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,一方面我们的先祖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做官,要过“黄金屋”般的有钱而富贵的日子;另一方面,又从骨子里清高、气节,睥睨这样的生活和人生。但无论怎样,他们认定官商本也是庸俗的、世俗的,可又是大家人人向往的。当工、农、商都成为世俗中人时,那就剩下“学” 知识分子了。因此,世界本就是庸俗的,知识分子也自然应该认同这种俗,于是就认同世俗生活了。告诉你们一件想不到的事,我所认识一个中国名教授,口才、文采都很好,站在讲台上,几乎所有的女孩都会喜欢他,可走下讲台后,几乎所有的女孩都怕他 因为走下讲台,他喜欢所有的女孩、女学生。这位名教授,知识分子,走遍中国南北,每到一处都是讲学,夜间去洗脚屋、按摩室里找 。在和 欢乐的过程中,他又总是非常真诚地要劝 们好好读书、重新做人 做一个有意义和纯洁的人。当然,在和 分手告别时,他也总是想要 少收他些钱, 不同意他苦口婆心的劝解可以因为高尚而抵去嫖资时,他又骂婊子就是婊子,终归是世界上为下贱的人。像这样分裂、滑稽的教授读书人,在知识分子中并不是个案和少数,而是相当多。有相当普遍性。我说他们是世俗生活中的欢乐派和说教派,是世俗生活中典型的俗者和知识分子。   今天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,我们怎么还能期望那些工农兵?   话题回到写作上来。作家作为知识分子中的成员,对世俗的认同,本又觉得就是应该的,如同诗人、画家、艺术家,他们在女性面前的浪荡,会被他们自己和许多人认为这是上帝赋予艺术家的权利。不浪荡还叫什么艺术家?而作家认同世俗的生活,这也是上帝赋予作家的权利,因为在中国文学中,小说自古就是瓦栏勾市之物,故事为市井百姓之说。认为文学的来源 即世俗的生活。既然小说为瓦栏勾市之物,为世俗生活之品,那么,它的创作者,又如何可以不熟悉世俗的生活呢?如何可以不认同世俗的生活呢?如何可以不参与世俗的生活呢?如何可以自己不去世俗呢?   现在,中国作家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了一个文学事件。世界上凡是关心中国文化、中国文学的人,大都关心这件事情。尽管这个话题谁都觉得说得太多了,说得俗烂了,但随着莫言的获奖,这个话题又再次热起来。我对此的理解,这也就是作家们在对世俗生活的认同、参与之后的一次漫不经心,如同农民们认为一切的粮食都是来之不易的,所以不仅会把落在土地中的粮粒捡起来,也会不假思索地把落在肮脏灰土中的粮粒捡起来。我们当然要尊重那些清醒拒绝抄写的人,但我们似乎也要理解那些种种原因而不得不抄写的人 因为我们过的是没有尊严的生活!我们想要有做人的尊严,就要认同世俗的生活。认同世俗的生活,就必须认同权利、接近和靠近权利,并终或多或少地拥有一些权利和荣誉,这就是中国作家的一种选择和无奈。   总在说别人,来说说我自己吧。   我没有抄写毛在延安那篇着名的讲话,但这并不等于你阎就比别人有更高的气节和觉悟,并不等于你不认同于世俗的生活。别人都是世俗中的尘灰和柴草,而你是世俗中的鲜花和灵芝,是郑板桥画的可值天价的气节竹。不是这样。完全不是这样!我也是世俗的,也是在许多方面认同世俗的并相当世俗的。比如说,我年轻时候在部队,所谓军官到相当于科长、处长的职务时,几乎每次探亲回家,都要拿着烟酒到我们村长家里坐一坐。村长按中国的行政级别,就是部队的班长那一级。部队上很多班长回到农村就当了村长、村支书。可村长手里的权利有时候比团长、处长的还要大,他管着一个村几百、上千乃至几千口人的人生与命运。而我的父母、哥嫂和兄弟姐妹们,都被他管束着,你们说我能不给村长敬烟敬酒吗?这种行为是什么?就是认同世俗的生活。想要有尊严地活着,首先就要没有尊严地生活。到今天,我五十几岁了,我们村的村长是个年轻人,我一回老家,村长还会传话说:“让连科到我家里坐一坐”。那么,我就只能主动到他家里“坐坐”了。这是一件小事情,下边说件大的吧。现在,你是作家了,年过半百了,有人说阎连科,给你个县长、局长、厅长你干不干?县长、局长和厅长,我可能真的不去干。你不愿去向权利低头,你不会去受那当官的罪。可给你一个中国的文化部长呢?中宣部长呢?你能扛住不受这权利的诱惑吗?我说我能扛住那是说大话,是虚伪和虚假,是你知道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你头上。扛不住,你就必然会向权利认同与低头;在因权利而尊严的陷阱里自救和他救,自保和他保。我不是屈原那样的人,我心里知道我哪里庸俗和多庸俗。充其量说,我也就是在世俗的生活中,因为年龄、经历、命运和经验,多少知道世俗的深浅,有一点清醒和理性。但说道底,我也是一个世俗的人,也是一个认同世俗生活的人。   这就进入了下一个问题了 在俗世中做人,而尽量不做世俗的人。   说到底,我们是人。我们想要做一个有尊严的人。在一切都被权利统管的现实中,要在俗世中做人,要尽力不做世俗的人,我们如果不能百分百地做到,还是可以做到一部分或相当一部分。我有一个叔伯哥,他有过一件事情成为了我终生行为的镜子。农村的家庭,因为孩子渐多,年龄渐大,成家分家是都需要房子的。需要分家盖房,就需要宅基地 在中国,个人是没有土地的。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。你盖房、你种地,都要拜求国家的和那些有权力的人。“农民是土地的主人”。这句话在中国就是一个屁。是空谈,是虚构,是站不住脚的谎言 说我的这个叔伯哥,他是反抗计划生育的英雄,生了很多孩子,家里房子住不下,要划宅基地,那就需要不断地给村长家里去送礼、送礼、再送礼。我这个叔伯哥,他就坚决不去送。宁可不划宅基地,也坚决不送礼 这不是他小气,就是一个倔。他不相信世道和人心,会黑到暗无天日的那一步。他就这么坚持了十几年,一家五、六口人,住在很小的屋子里,孩子大了无法结婚,直到全村人都觉得不给他划宅基地说不过去时,村委会才给他划了一块风水、出路都不太好的宅基地。因此,他相信世道人心没有坏到没有天窗、没有门户那一步 你不是终还是给我划了宅基地? 这多少有些阿Q的胜利法。但我这个哥,却让我觉得他越来越值得我去尊敬了。觉得性格中不光是一个倔,还有着做人的尊严在里边。现在,我就经常以我这个哥哥为榜样、为镜子。一方面,认同俗世的生活,努力理解和亲爱俗世的生活,努力理解和亲爱俗世中的一切人。甘地有句话值得我们深思:“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任何人是我的敌人!”还在中国蹲监狱的刘晓波,也不断地在说这句话:“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我的敌人。”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才有的信仰和灵魂。那么,他们在为自由而奋斗中的对方、对手 敌人是谁呢?是种族、阶级和权利!从这个角度去说,我们做为一个作家 永生都在探讨人的灵魂的人,就要在世俗中做一个理解一切的人;爱一切人的人。我们可以没有信仰,但不能没有作为人的信誉;可以找不到真理,但不能失掉寻找的真诚;没有能力在所处的环境中抗争一些事情,但可以在这个恶劣、庸俗的环境中坚决不去谋合一些事情。不能说话,可以沉默。宁可在沉默中站在路边,也不在鲜花和掌声中走在路的中央。可以做不到这些,但不能不去努力这些。只有如此,我们才可能是一个有尊严或有些尊严的人。不然,我们真的就沦为阿Q、华老栓、契珂夫和巴尔扎克笔下的公务员,沦为《审判》中的约瑟夫-k和一个没有自我的人。   做不到抵抗一切,努力做到不附和一些的人,这是多么低的标准,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想法,都努力去试一试,那么,我们的现实,我们在现实中写作的人,我想我们就多少会有些做人的尊严了。[NextPage]   这是一个问题 的写作。   的写作是个大题目,今天在这儿,我们就大题小做了,细粮粗做了。在作家的生活和写作里,的生活是一件事,的写作有时候是另外一件事。从传记作品中,我们可以看到托尔斯泰的生活相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更为严肃的、的,但他们的写作却是同样、严肃的。如果从他们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去分析,我甚至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还更为些。看卡夫卡的传记,卡夫卡在他的生活里是平凡的,甚至也是世俗的,但卡夫卡作品中对人的那种性,却是其它作家无法比拟的。英国作家毛姆,其生活之庸俗,常常是街头的笑谈,但他作品中包涵的性,却是不可否认的。的例子是大仲马和小仲马,这对父子,他们到底谁的写作好?没有可比性。但把《基督山伯爵》、《三个火枪手》和《茶花女》放在一起时,当然《茶花女》是更为的。回到中国作家的写作上来,就是说,求不得庄重的生活,但可求庄重的写作。就是说,我们的生活可以是庸俗的,但我们的写作是可以的,也必须的。不能有尊严地活着,但可以有尊严的写作。有尊严的写作,是作家之所以还为作家的基石。当我们的写作失去这份独立、时,那我们的写作就不叫写作了,而叫工作了。是为了吃饱和穿暖,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一种工作了。   一句话,就是可以世俗地活着,但一定要地写作。   地写作,在这里有几个意思:1、对文学自身的性。中国作家在现实生活中,有时不得不把文学和生活分开来。在生活中,为了活着,我们不能脱俗,但在写作中是可以脱俗的。是可以起来的。略萨曾经去参与总统竞选,曾经差一点当上秘鲁的总统,他对权利、政治的着迷与爱,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。要说俗,这也许是大俗,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对文学的信仰和爱,丝毫没有影响他对文学的理解和写作。捷克作家哈维尔,你说他是政治家还是文学家?作为政治家,他改变了捷克这个国家的方向和命运;他对政治、权利的参与,就作家而言,谁都没有他参与得深。可我们来看中国“内部版”的《哈维尔文集》,作为一个作家,他的性令人肃然起敬,高山仰止,让我们汗颜和自卑,都想自己朝自己脸上打耳光。这说的是在世俗的生活中作家对文学自身的性。2、说的是对世俗生活的认识。从世俗中写出来,而不是在俗世写出世俗来。这一点,契珂夫堪称典范,他笔下的小人物们,各个生活都是庸俗的,但契珂夫却全都写出了一种性。《羊脂球》中那些貌似尊严的人,各个都活得都具有性,只有羊脂球是俗烂的,可莫泊桑却在这幅图景中,写出了俗人的来。20世纪的文学,对人的理解更为自我和根本,因此文学的性也更为突出和显现。在世俗的生活中写人的性,成为了一个世纪的主题和传统。 、我们如何地写作。地写作,是一种态度,一种立场,一种自觉的选择。必须承认,一个生活没有那么严肃、的人,照样能写出的作品来。一个生活的人,反倒不一定。这就是说,个人生活的方式并不决定一部作品的性。作品的性取决于他对文学的认识和他的文学观,而不取决于他的生活观和人生观。但也许得承认,生活的人,更易写出的作品来。更可以持久地写出的作品来。鲁迅一生的生活都是相对严肃、的,所以他终生的创作也必就都是的。而郭沫若在这方面恰可为另外的典范,那就是他早期的诗和剧的创作毫无疑问都是的,而后期的创作,就失去了性,甚至不仅是媚俗的,而且是滑稽的。为什么?生活使然。人生观和世界观使然。当郭的人生失去人的、只有对权利的附和膜拜时,他就写不出的作品了,无法进行的创作了。这就是说,的写作,不一定必须来自于作家个人的生活;但终生书写的作品,还是需要你在生活中终生不渝的人生态度和文学态度的性。   中国是一个口号的大国,在这儿,请允许我写出几句反口号的口号来:认同世俗的生活,在世俗中做一个有尊严的人;在俗世中活着,而不进行世俗的写作;不苛求他人写作的严肃性,但一定要追求自己写作的性。   (实习编辑:王谦)湖北牛皮癣医院地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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